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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洪华:探国家盛衰之理,究世界风云之源

    作者:

    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2005年)、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研究员;中组部、团中央第十批“博士服务团”成员,教育部“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
    门洪华教授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大战略、大国战略比较、中国战略思想史研究,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大战略领域的主要开创者、中国战略研究界的领军人物。出版专著5部、合著及主编9部、译著12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130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您的工作经历非常丰富,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最终走上了学术道路?

          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学者,我从小就有着强烈的读书愿望,初心未改。1987年,以东营市文科第一名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山东省东营市外事办公室工作,其间收获了初步的国际交流经验。与此同时,在与各种国际专业人士交往的过程中,深感进一步学习理论知识和提升专业技能的必要,感慨于曾国藩“千秋功过俱邈矣,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告诫,立志再返校园、重温书香。

          199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为国际文化传播学。当时尚未志于学,选择学术道路,深受北大诸师影响,更与赵宝煦先生直接相关。我曾受命为先生处理英文信件和文稿一年有余,感受先生的儒雅淡定,从容不迫,丹心为人,睿智处事,这份历经沧桑的积淀代表了中国学界的高度,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从事学术研究的魅力。这份吸引力指引我在北大求学六载,为迈向学术道路打下了基础。

          1998年攻读博士学位,我选择了国际政治学专业,有幸成为王杰教授的弟子,慈母严师,授我学养,育我品格。其间,我从国际制度理论着手,选择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的专业研究开篇之路艰辛而扎实。在我博士论文答辩之时,赵宝老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先生的教诲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行文之中,仍然存在匆忙的痕迹?!闭夥萏嵝?,是对我学术道路的一份永恒关爱。2001年博士毕业之后,我选择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同时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匆忙仍多,但会不时记起先生的叮咛,努力让自己把脚步放慢,争取把学问做得更扎实些。我的书房中挂着先生撰写和亲自装裱的一幅字,是先生录李白《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昨夜谁为吴会吟?风生万壑振空林。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朝来果是沧洲逸,酤酒醍盘饭霜栗。半酣更发江海声,客愁顿向杯中失?!毕壬?,时年86岁,其笔力之遒劲,包含在静雅之间,使我常常驻足深思。正是有先生的教导,我一直在学术道路上坚持不懈。

          2002年1月,我进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跟随胡鞍钢教授从事以中国大战略为选题的博士后研究,从国际关系理论探索进入中国国情研究的宏大视野。其间,我对中国传统典籍的挚爱被重新激发,时常肩枕手捧古书而眠,间或自嘲“故纸堆里觅乐趣”,先贤博大精深的战略思想赋予我深邃和审慎,这种学术回炉给予我真正的精神力量。2002?2004年,三年清修,完成专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更为我洗净铅华。

          上述努力给我带来了重要的学术积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获北京大学“学术十杰”称号,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邀请中外名家组织“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致力于将国际关系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与一般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构建了开放包容的中国大战略框架,并将创造性理论研究应用于实践分析,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主编“大战略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成为中国大战略研究的重要推手。其间,我于2003年被中央党校破格评为副教授,2005年破格评为教授。为日后从容开展学术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身处中央党校,同时感受政界和学界的风云变幻,我意识到学术交流和实践历练的重要。我曾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地访学,以文会友,在关键时刻经受风云涤荡,锤炼学术锐气。我也曾于2009?2010年被遴选为中组部“西部博士服务团”,到青海省行政学院挂职副院长。这一年,我深刻认识到社会风潮的变化,尽管不乏留任机关的诱惑,我却最终深刻领悟到,大转型时代,机遇无处不在,但对具体个人而言,机遇可能只有一个,余者往往意味着偏向。在这样的大时代,每个人都有展现自己的舞台,但不要期望自己时刻担当主角,而应该思考的是你想承担什么角色,你如何为此而准备。青海一年,让我进一步坚定了学术研究之路。

          2015年1月,我受邀担任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当年5月创办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我所期望的单纯学术生活就此开启。岁月匆匆,体味人生,洗尽铅华,源于学术,归于学术,始感岁月静好,人生这部大书,正在慢慢展开,容我轻装向前。


    作为中国学界较早研究国际制度理论的学者,您为何在研究初期选择了这样的选题作为学术道路的起点?您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有哪些阶段性的成果?

          选择国际制度理论作为我个人学术研究的起点,源于参与王杰教授主持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国际机制论”。国际制度理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最早的文献都来自西方学者,在研读、整理国际制度理论文献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整合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架构,弥补自己的专业和知识体系缺陷,基本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立体型的理论体系。同时,我并不迷信西方理论和学术权威,而是致力于对西方国际制度理论的整合,站在巨人肩膀上进行创新,努力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导师的鼓励下,我遍访学界,尤其重点向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和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教授求教。通过学习,我对国际制度理论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并因之加深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体味到理论研究的真正快乐之所在。理论研究是需要寂寞的,但理论学习并不孤独,与大师对话,其乐自在。而且,国际制度理论本身是一种边缘性的、实用性非常强的理论体系,对分析国际战略、中国外交甚有价值,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绝佳起点。

          从事国际制度研究,第一项成型的成果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我在梳理国际制度理论的基础之上,从国际制度角度深入研究联合国集体安全,开启了从国际制度角度研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尝试。2001年7月,我顺利博士毕业,2002年博士论文《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纳入国际关系学界最负盛名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出版。

          从事国际制度研究,我想到的第一个选题就是美国霸权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博士毕业之后,我有了从容选择研究课题的机会,2002年申请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02CGJ005)。2004年,该课题顺利结项,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为“优秀”,我提出的制度霸权的概念引起了学界的积极关注。2005年,该成果以《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研究》为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源于对一个理想的坚持,我最终将对美国的理解延展成书。

          我关于国际制度研究的第三项标志性成果就是对大国崛起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探索,尤其是从战略角度研究二者的关系,成为我此后国际制度研究的主线。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包含着相关思考,该书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一年在同一出版社出版关于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和中国国际制度战略的著作,也成为我同年顺利破格评为教授的基石。

          我关于国际制度的第四项标志性成果就是关于东亚秩序的研究。2008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东亚一体化前景问题研究:地区秩序与中国战略”(08BGJ018)获得立项。在相关研究中,我关注地区国际制度建构问题,对中国的东亚制度战略进行深入分析。该课题成果2015年以《东亚秩序论:地区变动、力量博弈与中国战略》为题纳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出版,并获得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国际制度研究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持之以恒的关注不仅让我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战略比较有了深入的把握,也让我密切关注世界潮流和国际趋势,赋予我理性思维能力和理论创新诉求,让我的学术研究有了较为深厚的根基。


    根据对您的研究路线的考察,我们发现您在21世纪初开始从国际关系理论转向了大战略研究。请问您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什么?您在大战略研究方面的心得是什么?

          我的博士后研究主题确定为中国大战略研究,从而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成为深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的战略研究具有深厚渊源,从战略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是必然的学术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困境,也促使我深刻思考如何实现学术突破。21世纪初,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沉默期,西方亦难在宏大理论上再有突破。进入快车道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迎来新的发展瓶颈,这就是如何回归到中国重心,突破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开创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图景。我个人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需要我们有更加深入的积淀,应基于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国战略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从中触摸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根脉。因此,这次学术转向,一方面是博士后选题对我的诱惑,我确实对自己未知的大战略研究领域充满了好奇;另一方面也是我对未来继续探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储备。经过十余年的观察和思考,我更加坚信自己学术选择的正确。因为我早在21世纪之初就转向了中国研究,我不仅关注当代中国,更密切关注并深入研究传统中国,进行了近20年的学术储备,对中国战略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进行着持之以恒的思考。经过10余年的构思,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著已进入撰写阶段。

          2001年博士毕业,我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工作,同时在清华大学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博士后研究,进入中国国情研究的宏大视野,从事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经历给了我无穷的学术动力,让我自由打破学科界限,进入到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我深刻认识到,战略研究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如何实现崛起是中国最重大的议题,而处于中观层面的战略研究正方兴未艾。关于中国崛起的战略研究将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应引入大战略的视角,强调统筹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为实现中国顺利而全面崛起而筹划。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展,中国走上从全球性大国迈向世界大国的征程,如何前瞻性地谋划崛起之后成为中国战略研究的前沿。追踪国家快速发展的脉搏,躬逢其盛,有所思考,有所贡献,作为一个学者,我们何其幸哉!

          从事大战略研究,我以中国崛起战略为起点,以大国战略比较为主线,撰写了多部著作,包括《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东亚秩序论:地区变动、力量博弈与中国战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建构:理论、战略与对策》《中国国际战略导论》等。与此同时,我还组织了系列丛书,迄今主编的战略丛书包括“大战略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战略传统丛书”(人民出版社)、“大国战略丛书”(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战略书系”(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国际战略丛书”(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此外,我还主编了以书代刊的《中国战略报告》(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迄今已出版五辑,第六辑正在编纂之中,并已出版了英文、韩文等不同版本。


    作为国内最早引介软实力思想以及进行相关研究的中国学者,您如何看待和评价软实力对中国的价值?

          对软实力的关注,源于我与“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教授的交往。我在主持推进北京大学出版社“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译丛”的过程中,将罗伯特·基欧汉所撰写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文章结集,以《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2004年)为题出版。随后,基欧汉提议为约瑟夫·奈编辑、出版文集,并主动玉成与他的合作,其文集《硬权力与软权力》2005年正式出版,这是约瑟夫·奈在美国本土之外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其间,我与他密切联系,对相关文献的翻译多有磋商。随后,我促成了他与中国一些党政部门的交流,安排了一些高层次演讲,就中美软实力问题多次晤谈,保持着积极的学术互动。2018年初,我还应约瑟夫·奈之邀为其专著《总统领导力与美国时代的缔造》中文版撰写了推荐序。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是分析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一个独立的综合性视角。软实力思想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即实力的性质或来源发生巨大变化,非物质性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奈提出这一概念之时,恰逢世界进入新的实力转移时期、美国进入战略转型时代,奈根据美国的国家战略资源和战略意图来剖析软实力,采取枚举法来分析软实力,将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视为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毋宁说,这种分析模式的目的不是发展严谨的理论,而更是着眼于现实分析的需要。

          对崛起国家而言,软实力是一种创新性的视角,它提醒我们,大国崛起需要深厚的文化和思想根基,需要良好的国际形象展现,需要思想观念创新及其对世界影响的延展。对中国而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提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乃至疑虑,如何让中国从容、让世界放心,确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点议题,提升软实力是中国顺利实现全面崛起的重要支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您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少有的关注国内问题的专家,致力于推动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建构。请问您这方面研究的体会是什么?

          战略研究强调整体性思想、全局性视角,高度关注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这种系统性思维引导着我关注国家战略体系问题。我个人认为,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国家发展与国际局势更加密切互动,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相辅相成的冲击之下,我们必须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战略部署。

          与之相对照,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存在的一个弊端是,把国内问题视为一个给定的因素(a given factor),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问题的专业性分析不够,未能深刻理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深意。因此,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其根基是国家战略。国家战略以基本国情为基础,以富民强国为基本追求,以完善国内战略布局为核心目标。我们深刻认识到,融入国际社会,必然要有全球视野和权利诉求,全球化战略就是一个国家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势下,如何应对国际治理?;胩粽娇佳樽殴业闹腔塾氲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全球提供的发展机遇,参与和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同时防范其风险,实现了自身的巨大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⒁岳?,国际社会倚重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着影响乃至塑造的作用,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引领性角色开始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大国崛起必须有其地区重心。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不谋一隅者不能谋全局。东亚是中国由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进而发挥全球责任的战略跳板。在整个世界战略重心东移之际,中国当然要把战略重点放在这一地区,提出系统性战略。


    在您的学术研究历程中,海外访学和国际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您为什么如此强调国际化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大学期间,我选择的专业是英美文学,产生了了解海外风土人情的强烈兴趣。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从事外事管理和接待工作,与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各界人士打过交道,这是我从事国际交流工作的开始。我曾在1992年就访问过德国、荷兰和比利时,亲身感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再返校园读书,我选择的专业与国际交流密切相关,到海外访学取经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因此,我在2003年就到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访问学者,尤其是“非典”期间在美国的感受五味杂陈,深刻认识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自此,我就下决心要走遍世界发达诸国,探究其强盛的根源和规律。2006?2007年我在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从事东亚一体化研究,全面了解日本的发展变化。2011年,我接受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的邀请,在美国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学术参访和调研,深入了解美国各界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此后,我反思自己的出国经历,下决心今后要遍访世界顶尖名校。2013?2014年我在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访学,深入研究大英帝国崛起之后的战略安排及其成效。2015年我赴东京大学法学部担任访问教授,探究日本崛起战略与东亚布局。这些丰富的访学经历让我眼界大开,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大国战略比较的学术研究思路也逐渐成型。

          与此同时,我高度关注国际交流,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曾组织与韩国国立外交院的系列中韩战略对话,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开展朝鲜半岛与地区合作的系列共同研究,与诺丁汉大学共同开展“习近平时代中国战略”的合作研究,出版了系列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进入同济大学工作以来,我与韩国东西大学共同组织年度性的“上海?釜山合作论坛”,与东京大学共同组织“中日战略对话”,国际合作更显实质化。上述经历给了我多方面的启发,碰撞出观点,交流见真知,惟有以开放的心态加强学术交流,才能更加感知学术研究的美好与魅力,这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谛所在。


    我们知道您高度关注国内国际调研,并出版过相关著述,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

          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根本途径和优良传统,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环节,是科学决策的可靠途径。调查研究不仅有利于获得对客观事物和规律的感性认识,更有利于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认识的循环往复,把握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客观规律,才能服务于、贡献于科学的公共决策。毛泽东一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领导人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惫使叵岛驼铰匝芯坷醋曰钌氖奔?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自古至今,调查研究都是最重要的方法。司马迁能够撰写出名留青史的《史记》实地调研起着重要的作用。司马迁曾这样描述自己调研的足迹:“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惫胖认?,遗风犹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从事调查研究可追溯到1991年大学毕业到山东省东营市外事办公室工作之时,当时参与的诸多外事管理工作均与黄河三角洲开发的调研有关,与外国专家的朝夕相处更使得我理解了实地调研多么重要。当然,从事专业性的调查研究,始自在清华大学跟随胡鞍钢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胡老师高度关注实地调研,曾带我考察过海尔集团等著名企业,也曾和我们一起重走毛泽东当年兴国调查之路。我自2005年接受邀请,开始对海航集团的系列研究,遍访海航海内外的企业高管,在全国各地的成员企业进行实地考察,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调研资料,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感受中国崛起的脉搏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值得一提的是,2009?2010年在青海省行政学院挂职期间,我遍访青海各州县,对青海省的县级党校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撰写的调研报告《巩固思想阵地夯实执政基石??关于青海藏区县级党校建设的调研与思考》曾发表在《青海省委党校研究报告》2010年第8期,供地方决策者参考,并在《攀登》2010年第5期全文刊载。该报告部分内容以《课堂不如教堂,校园不如寺院??关于青海藏区县级党校建设的调研与思考》刊于《中央党校常委送阅件》2011年第1期,在2011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散发交流,并直接促成了中组部、中共中央党校在广西南宁联合召开全国县级党校工作座谈会,《课堂不如教堂,校园不如寺院》一文在大会上广为散发交流。在海外访学期间,我每次都撰写一份调研报告,提交决策部门参考,并在合适的时机作为专业论文发表。这些公开发表的调研报告包括:《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日本变局与中日关系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中国青海藏区稳定的涉外因素分析与对策》(《国际观察》2010年第6期),《巩固思想阵地夯实执政基石??关于青海藏区县级党校建设的调研与思考》(《攀登》2010年第5期),《国家利益与战略视野??关于中日关系的调研与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0期)等。2012年,我将自己的国内国际调研成果定名为《修远集》,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您一直强调盛世修史,我们知道您对历史研究高度关注,请问您未来的研究计划与此相关吗?

          国际关系理论来源于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国际关系研究与历史探索有着天然的关联。历史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最根本的基础所在,而比较研究也是其中必要的特色,因此重视历史研究是最有可能的学术突破。其中,我们要抱持“大历史”(Grand History)的理念,站在人类史的高度看待中国历史,站在中国史的角度审视国际关系史,从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主导脉络与核心走向,形成以中国为重心的国际关系史解释,通过国际比较确定中国的历史方位图,提出国际关系史的中国脉络,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更为深远、广阔的视野和更为坚实的基础。

          战略研究深深扎根于历史。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期,历史总是迫切地呼唤战略,而战略也总是一再被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战略研究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一种历史储备,也是一种现实爆发。战略研究比任何其他研究更接近国家权力中枢,更能结合各主要学科领域,更能吸引党政军系统的积极关注,更能通过政策影响千家万户。

          基于上述认识,我一直注重历史学习与研究。博士毕业至今,我一直在准备专门史《中国战略思想史》的撰写。在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影响进而塑造世界的今天,历史探究更具基础性意义和战略价值。这种探究不仅关注中国史,也包含对世界历史的探究,因此我也在准备撰写关于世界主要大国海外利益拓展史的著作。中国先贤博大精深的战略思想,西方史家放眼全球的战略思维,让我心怀仰慕。中国战略思想史、主要大国战略比较研究将是我长期聚焦的学术领域,这就是我盛世修史的决心所在。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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